科 研 专 题 简 报
大庆师范学院科研处 编 总第20期 （2012年第4期） 2012年12月20日
编者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申报范围涉及23个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单列学科的申报分别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另行组织。科研处编辑本期工作简报，介绍以上两个学科的项目情况综述，供我校各单位和教师参考学习。
百年大计 教育为先——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综述
教育是育人之本，人才是强国之本。国家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承担着引领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推动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始终秉承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经费投入从2002年的330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3300万元，10年增长10倍，总投入12180万元；发表论文1万余篇，著作近1000部，研究报告近1000份。
促进教育改革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助推器，教育政策改革则是教育发展的助推器。一国教育政策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该国教育事业的成败，因而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
基于上述逻辑考量，10年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以事关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对策性、应用性研究，对于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提供重点经费支持。十六大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共设立80余项重点课题，对科学发展观教育理论、创新人才培养、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金砖四国”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等众多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切实做到教育科研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其中，很多课题如“我国重大教育政策转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研究”、“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项目所产出的成果，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深厚传统与珍贵记忆，以史为鉴，方能走向未来。一个国家教育政策改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教育史研究所提供的丰厚养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亲自主持完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等课题，全面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重大历史事件，完整回顾了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进程，形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理论成果》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历史事件》两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成果；教育部何东昌同志领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历时15年，完成了总字数达160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2002），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13部和两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为新中国教育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而“十一五”期间开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模式和经验研究”，则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60年》这一最终成果，全书近60 万字，史料翔实可靠，持论客观平实，系统总结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
创新教育理论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21世纪以来，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经济基础带来了一场深刻变迁，从而引发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急剧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在新阶段将产生哪些新变化？该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这亟须从理论高度作出科学回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裴娣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基础教育未来发展的新特征研究”，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及时而准确的解答。该研究以经济变革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需求为突破口，探讨我国基础教育区域性推进和学校教育发展模式，提出了走“内涵发展、均衡发展、特色发展、生态发展”的自主创新之路，为国家在新形势新背景下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而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稽裘主持的“全面小康与基本现代化时期的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研究”，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供给生态、制度生态和文化生态多个维度对教育现代化新发展进行了探讨，为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贡献了新视角。
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转型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理论创新的一块重要阵地。令人欣慰的是，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助推下，诸多专家学者以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在基础教育领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在多年持续研究与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基础教育”、“情境教育”、“主体教育”、“新教育”等教育流派，成为基础教育转型的领军者和排头兵。
与基础教育一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处在一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急需新的理论、思路与战略。针对如此现实，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主持的“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回答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中国大学需要达到哪些基本要求方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国际上有哪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努力树立起了标杆。
当然，无论是创新基础教育还是改革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是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为此，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承担的“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研究”项目，分析了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点研究了终身学习体系和学校教育发展与改革、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结构性变化与培训和继续教育的供求、教育信息化发展与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等问题，提出到2020 年建成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任务与途径，对我国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推动教育公平
教育差距是社会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的差距会严重制约其他方面的发展。为此，十六大以来，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而这些同样也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关注的焦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主持的“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运用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和反思当前教育的重大政策，指出应将缩小教育差距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建立激励民间资金投入机制等10项政策建议。该研究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报道，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公平成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步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趋势及对策”，分析了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呈现的5大新特征，并提出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向中小城市合理有序流动，逐步减轻大城市负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新生代教育问题，推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同等待遇；逐步打破户籍地域限制，推行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和高考等5项政策建议。该课题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选用后，经全国社科规划办上报给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受到重视。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育学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扶持，发展教育科研事业，经费投入是基础，人才队伍是关键。十六大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大项目资金投入；通过设立重大课题、重点课题等方式，为研究团队搭建平台；不断完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招标答辩制度，重点审核课题负责人及团队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推动形成了学历、专业、年龄和职称等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扶持青年人才成长，逐年增加对青年项目的资助比例，着力推动青年人才的成长、成才；培养科研后备力量，专项课题延伸领域不断扩大，新增了中小学数学教育研究、科学教育研究、中小学德育和校外教育研究、高中特色学校研究等，为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搭建了良好平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精心浇灌、社会各界的共同呵护和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教育学必将能够茁壮成长为参天栋梁。
展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艺术之翼”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综述
据了解，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单列学科之一，2003年至2012年，艺术学切块经费投入总计已超过1亿元，共计立项905项，结项366项。特别是从2009年起，艺术学切块经费每年突破1000万元，到2012年，达到历史性的2800万元。除了切块经费的逐年增长，课题指南的科学指引、管理工作的严谨规范，都为研究工作的日趋深入、学科建设的扎实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有力促成了艺术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并重，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助力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
2011年2月13日，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门类的学科。这一学科地位的确立，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逻辑使然，也和中国艺术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是与一大批具有学科建设意义成果的涌现密不可分。
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中华艺术通史》、《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民间美术史》、《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等史论研究的纵深发展，通过考察、叙述和阐释中华艺术及其各门类的发生发展过程与规律，为艺术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2006年问世的《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以全部艺术门类为研究对象，涵盖我国从原始社会到清末的综合性大型史论著作。它不仅对各艺术门类和样式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给读者提供了全方位认识中华艺术发展轨迹的可靠门径，而且力图对各种艺术门类共同蕴涵的艺术规律和共同遵循的美学原则进行更深入的提炼，为我国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堪称中国艺术研究界为中华文化建设奉献出的一部艺术史经典之作。
在传统史论研究收获硕果的同时，艺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建构工作也初见成效。已结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等重要成果，从学术史、理论史的角度为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梳理脉络、挖掘资源；《艺术类型学》、《艺术辩证法》、《艺术经济原理》、《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等优秀成果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丰富着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在2008、2009年度立项的两个委托项目中，更可见国家社科基金对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引导和支持。2008年立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项目，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构想，并初步建构了基本框架。2009年立项、计划由40余部论著构成的《中国艺术学大系》，则致力于在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传统艺术法则、规律、审美原则，汲取、融合西方艺术学本质精髓，总结当今时代艺术形态特征的基础上，以适用于中国特色艺术学本质特点的科学方法论，为建构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奠定基础。
共筑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
正如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学大系》总主编王文章所言，“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开掘其蕴涵的人文历史价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在新的时代文化崛起的要求。”因此，总结中华文化艺术悠久历史的基础性研究，抢救民族、地域特色鲜明的珍贵文化艺术遗产的综合性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一抹亮色。除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华艺术通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样的系统性、综合性项目之外，针对特定地域、特定民族艺术形式的深入研究也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要内容，如“越剧文化研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江西赣南采茶舞蹈保护与实践研究”等都是新近立项的在研项目。
在上述项目中，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计298卷，约5亿字。涵盖民间歌曲、戏曲音乐、民族民间乐器乐曲、曲艺音乐、民族民间舞蹈、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内容，其工作规模之大、动员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普查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松指出，十部文艺集成的对象都是生活文化，如果生活文化迅速背离传统，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将面临风险。
李松还表示，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博弈的背景下，文艺集成工作抢救的正是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和而不同”的身份标识与文化共性。这为中华文化体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关系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对此，《中国艺术学大系》副总编吕品田研究员可谓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一百多年来，现代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基本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氛围下进行的，这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表达中国人的审美需要都是有距离的。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将艺术研究融入到中国的历史文脉之中，是中国人文化自信增强的表现，也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他特别指出，艺术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地方在于，它通过让人轻松、使人快乐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影响人、教化人，这种独特的魅力使得艺术在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品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如果说，民族性是“中国艺术学”的底色，那么，当代性则为“中国艺术学”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这种当代性既蕴涵着对新的艺术形态、艺术观念、艺术理论的吸纳，更在于对时代精神的凝练和表达。具体到中国语境，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持。这一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支持体现在战略、体制到政策等各个层面。
2006年立项的委托项目“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针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集合艺术学各领域资深专家展开研究，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此外，围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及历年课题指南中都设计了相应的研究方向与选题，引导和鼓励相关研究。目前，已完成《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文化产业集团的成长机制与政策取向研究》等研究成果，在研资助的项目则包括“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基层文化体制改革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与路径研究”等。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对艺术节、节日文化建设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具体领域，国家社科基金同样予以了关注和支持。通过切实可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科学手段，2007年立项的国家重点项目“国家艺术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影响和作用”，对中国艺术节的效用、意义及可资借鉴的经验提供了论证；2010年立项的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则就公众、媒体及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传统节日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与对策，研究成果为文化部公共文化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外联局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正是这些涓涓细流，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洪流。
艺术学发展繁荣的“幕后英雄”
将国家社科基金喻为艺术学发展繁荣的“幕后英雄”可以说是受访专家的肺腑之言。2001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负责人胡惠林教授表示，这一项目在当时得以立项，正是得益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的前瞻性。他特别指出，国家社科基金作为集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智慧的“幕后英雄”，其选题征集机制、课题指南都非常值得肯定，前者可以比较广泛地反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国家重大问题关注的广度、深度，后者则有助于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前瞻性研究、重大问题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来服务国家战略。
学者的感受只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规划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一个侧面反映。作为三大单列学科之一，十六大以来艺术学项目规划管理工作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逐步建立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申报及评审制度、经费管理制度、中期管理制度、鉴定结项制度和成果宣传制度等。随着艺术学项目申报量的增多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项目评审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通讯匿名初评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程序，并通过加强评委轮换、坚持纪检监察部门介入各评审环节等措施，进一步保证项目评审的公平公正。
在项目设置上，艺术学项目从名称到类别都日趋规范：从2005年起，设立艺术学西部项目；从2007年起，将原“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统一更名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并将评审立项周期由每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同时取消原自筹经费项目类别，分设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五大类。从2011年起，开展了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文库项目”、“学术期刊”的初评工作；2012年下半年尝试开展重大招标项目评审工作，开创了艺术学项目评审新局面。此外，已建成涵盖18个学科1400余名专家的数据库，为课题评审、成果鉴定、重大问题咨询等提供了有力保障。总之可以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鼎力支持下，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艺术之翼”正在悄然展开，期待着振翅欲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