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学术包工头”现象在高校的流行不仅仅是导师个人品质的问题，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学术制度和整个社会风气都是重要原因。

 “打工”、“老板”、“包工头”，这些看似与做学问跨行隔山的词语，近年来却成了一些媒体描述学界的“时髦词”。这当然不能令人愉快，一方面如今的学术体制机制日渐完善，科研环境不断改善，学术成果逐年增多，这样的描述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课题制下，确实存在有些学者利用手中资源和人脉包揽课题，再层层转包给研究生，导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为“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研究机构异化为“学术工厂”的现象。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学者表示，要激浊扬清，扶正祛邪，采取综合措施整肃不良学风，以良好的学风推动学术创新。

怪现状

象牙塔中的“学术包工头”

廉价的学生劳动力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多所高校。据了解，理工科已经成为“学术打工”的重灾区。对于一些研究方法以做实验为主的理工科学生来说，工作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工作内容简单重复已经成为研究生生活的共同特质。

一位周六仍然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某高校药学系学生告诉记者，他们每周只放一天假，法定节假日也不得休息。她向记者抱怨说：“我‘老板’科研能力不强，却总是要求学生来做博士点课题，不写就用种种手段控制我们，甚至不让按期毕业。她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发展前途，只把学生当成做课题的工具！”另一位数学系学生告诉记者，他的导师总是把课题中大量繁琐的基础性计算工作交给研究生，一位学姐为其辛苦工作了三年，科研能力基本没有得到提升，毕业时根据导师的课题敷衍了一篇论文，居然也顺利通过了。

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打工”的现象也不少见。一位学者告诉记者，国内某知名民俗学学者对学生非常严苛，她的学生自入学起，就要承担极为繁重的“打字”工作，很难有时间开展自己的研究。三年下来，即使是资质很高的学生也可能一事无成。

高速运转的论文生产机器

记者了解到，在某些高校，一些资源多、能力强的导师以自己为轴心组建了极为高效的学术“生产”团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化学术“生产”机制。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某管理学教授是国内知名专家，其科研团队像一个高速作业的论文生产机器，导师是其中的引擎，靠名声申请到很多课题，他的研究生是不停运转的机器零件，其等级、分工极为明确。低年级学生在进入时会由高年级博士生对其进行培训，告知团队规矩、“老板”习惯，以及定期开会的时间，随后会被划入某一领域，在高年级学生带领下完成任务。这种管理谈不上粗暴，老师为学生树立“典范”，比如告诉他们，只有多发文章，发好文章，才能进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学生在这种逻辑下跟着老师狂飙，“生产”效率非常高。他们有共享的知识库，只要有理论和数据，就立即整理成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传到共有平台上，老师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去取。

此种学术团队已经高度社会化、功利化，团队里大部分学生很少能够独立选题，基本是由老师指定，否则，不仅得不到老师资金和智力上的帮助，还有可能延期至五年毕业。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学生必须依照老师的理念和方法工作，独立思考是不被提倡的。而且团队中的大部分学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这样的团队文化。

 

无从质疑的学术霸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即使学生在导师的命令下苦不堪言，大多数人还是惟命是从，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选择反抗。

一位新闻学在职博士告诉记者，他的导师是业界知名学者，不仅有纵向课题，也常常与有关机构、媒体合作，一些课题的数据和分析没法自己完成，就分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其他青年学者做。该同学在跟着老师做了一两年基础小工后，开始筹划写自己的题目，可每次只要是发邮件沟通论文的事，就得不到任何回音。实际上，老师已经计划让他写自己课题中的一个题目。这位同学向研究生院申请更换导师，在提交了翔实证据的情况下，仍未能如愿。最后，此事以研究生院劝和收场，他让步写了导师的题目，从此相安无事。

反思

是什么造就了“学术包工头”

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学术包工头”现象在高校的流行不仅仅是导师个人品质的问题，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学术制度和整个社会风气都是重要原因。

课题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合同、招标、评估等科研管理形式，课题制日益成为科研运行和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

随着学术项目和课题审批不断增多，学术成果市场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种种不良现象也由此衍生。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学科与政府、社会挂钩越紧密，科研成果市场化程度越高，“学术打工”现象也越普遍，一些高校的理工科院系已经俨然成为“学术工厂”，快速、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大量学术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曾对科研项目课题制的利弊做过分析。他认为，科研项目课题制由于其市场化运行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工业化”投入产出方式，其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根据合同要求按时生产出“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科研成果。这种市场化的奖赏机制、工业化的产品管理流程，不太利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课题制对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如果罔顾学术创新，完全以课题为轴心就会引发问题。“一些学者是为了课题而课题，课题本身在学术上并无太大意义。” 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余三定告诉记者。

资源挂帅

“有些时候，真正做研究的人申请不到经费，而一些跑得勤、资源多、人脉广的‘社会活动家’如鱼得水。资金被垄断，得不到合理发放。‘学术包工头’现象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是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认为。

多位学者指出，由各级政府指定科研行政单位立项的纵向课题，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主导的横向课题，已经成为决定学者题目来源和科研经费的生命线。在此种体制下，拥有行政资源和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申请项目往往如鱼得水，他们将手中的课题层层转包给资历尚浅的老师和研究生，自己则忙于应酬，以获取更多资源。

余三定表示，最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跑课题的“学术掮客”，他们通过跑关系取得课题，再转包给其他研究者。“比如南方某高校，多年都申请不到什么重大课题，近来却突然申请到十几个课题。”

 “接单”者名利双收，“打工”者获取资源，他们日益成为一种牟取学术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紧密共同体。

缺乏约束

在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变异的师生关系也是“学术包工头”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导师掌握了重要科研资源，把持着学生毕业的重重关口，学生对导师呈现明显的依附关系。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学生亦步亦趋地跟随导师指引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这是顺利毕业的基本条件，也是借助导师力量获得更多资源的有效方式。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告诉记者，导师、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明确的制度性约束。他说：“在国外，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责关系更加明确，自费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题目，申请到奖学金的学生就要担任导师的研究助理，而这种助理工作也是有限的，有清晰的工时规定。导师通过申请课题经费给学生奖学金作为工资，从而同学生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契约关系。而我国教育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与指引，现实中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又很普遍。”

缺乏制度指引导致的后果是，导师可以无限制地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来使用，而学生则因“打工”的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而感到不平衡。在学术生产过程中，学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廉价劳动力，不需要负担太多的社会成本，在急功近利的导师那里，他们很容易被转换为大批量学术生产以牟取科研经费的工具。

出路:以学术创新为首要目标

学者普遍认为，在浮躁、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应端正治学态度，坐得住“冷板凳”，破除“官本位”思想，将学术创新作为研究的第一目标。

在制度层面，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浮躁的“学术包工头”现象。余三定认为，科研机制应当有所创新，学术计划审批机制或应有所改变。

多位教授从研究生培养制度角度指出，制约导师权力是关键。应当建立毕业论文匿名评审机制，导师回避学生的论文答辩；建立学术仲裁委员会，学术不端现象发生时，学生可以将情况提交委员会，由委员会成员共同鉴定责任人，并负责协调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同时，学生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权益委员会，共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认为，完善制度的关键是出台更多细则，比如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进行考核，如果导师遭学生投诉并经核查属实，应对其进行相应处罚，进行举报的学生有权更换导师。这些规定应当更多地由处于弱势的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参与制定，学术仲裁委员会也应当有学生参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郁建兴认为，学生参与导师课题需要具有旨趣上的一致性、相关性，学生参与导师课题应当以实现理论创新为取向。（记者 孙妙凝）